生于底特律，祖籍意大利，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影剧系，获电影硕士学位。从1963年起开始独立拍片，1970年他与诺思合写的《巴顿将军》剧本获美国奥斯卡最佳编剧奖；1972年他导演的《教父》获最佳影片奖，《教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科波拉成为最受注目的年轻导演之一。1974年，科波拉的《对话》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金棕榈奖；同年，《教父2》在美国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70年代后半期是他事业的顶峰时期。八十年代他的事业惨败，这迫使他在1990年拍了《教父3》，这部片子挽救了他的事业。
1939年，他出生于美国底特律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其父是位音乐指挥家兼作曲家。科波拉童年时就混迹于剧院后台，还经常偷看父亲的演出。他从小就对电影十分着迷，17岁时，他进入了霍夫斯特拉学院戏剧系，在参加校内戏剧演出时，他几乎什么都能干。大学毕业后，科波拉进入加州电影学院专攻电影，其间，他应聘参加了好莱坞导演罗杰·考尔曼的摄制组，当了一名打杂工。
从加州电影学院毕业的科波拉起先充当的是编剧的角色。但一开始,名不见经传的他的作品往往被人忽视、贬低。直到1970年，他因《巴顿将军》（《PATTON》）一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时，他的才能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此后，科波拉又满怀热情地担任了导演的职务。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把影片的立意与美国观众的需要、美国社会的注意力相结合。1972年，科波拉执导了影片《教父》(《The Godfather》),他有意识地去表现了美国黑手党的活动与美国政界、司法界的关系，而且还从同情的视角去表现了这些黑社会人物的“人性”。他们并不是一般影片中常见的那种杀气腾腾的恶霸歹徒，而是同样重视家庭伦理的“严父”和“富有责任心”的“有志青年”。这种新的构思使美国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影片宣传的那种奋斗精神与美国社会一贯提倡的“美国精神”十分契合，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74年，科波拉又执导了《对话》(《The Conversation》)一片。他十分巧妙地在影片中渲染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公众当时出现的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那种惶惶不安情绪。影片广受好评，再次显示了科波拉杰出的导演才华。同年，科波拉还导演了《教父》续集（《The Godfather Part Ⅱ》)，该片又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当年奥斯卡六项大奖。
《教父》和《对话》使科波拉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商业成就，他更是踌躇满志，希望超过好莱坞历史上那些威名赫赫的电影巨头。经过数年的准备后，他决定独资拍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了。在该片中，他试图用哲学的观点来叙述以战争为代表的暴力如何使人异化的问题。为了拍摄这部巨片，他不惜血本，共耗资三千六百万美元。可是，命运不济，此片推出后，评论界一片死寂，他们看不懂科波拉想要说明什么，观众们对这部高成本新片也并没有表现出科波拉曾经斯待过的热情。该年度的奥斯卡奖角逐中，该片也榜上无名，这对欠下重债的科波拉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继《现代启示录》之后，科波拉为挽回损失，接连拍摄了《One From Heart》(1982)、《The Outsiders》（1983）、《Rumble Fish》（1983）、《The Cotton Club》(1984)、《Peggy Sue Got Matted》(1986)、《Gardens of Stone》（1987）、《The Man and His Dream》(1988)以及《New Youk Stories》(1989)等诸多影片，但大多反映平平，近乎失败。八十年代的科波拉因此而几乎一蹶不振。但是，经历大劫的科波拉还是挺过了难关。1990年，《教父》第三集（《The Godfather Part Ⅲ》）的推出重新为科波拉赢得了昔日的殊荣。而此后的《Barm Stoker\\\'s Dracula》(1992) 与《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1994)亦同样使科波拉再显辉煌。最近，科波拉一改老路，拍摄了一部内蕴悲凉的喜剧片《杰克》（《JACK》1996）。对该片的执导使他回想起了自己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被隔离的孤独与恐惧感，这也使他在导演该片时更能融入自己的深切体会。影片以喜剧形式向人们阐述了珍惜光阴的生活理旨，受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合称好莱坞80年代四大导演。